台湾地区医疗机构医患纠纷案例，以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背景】台湾地区医疗机构医患纠纷情况

    由于台湾地区特殊的政治气候和法律体系，民众的维权意识比较高涨，因此患者对诊疗过程中更多不满往往容易转化成医患纠纷和起诉。

    【积极案例】

    事件：2008年台大医院误将艾滋病患者器官移植给5人，堪称移植医学史上最大一起医疗事故。

    处理方式：事件发生后，台大医院发言人谭庆鼎于当晚紧急召开记者会，公布事故原因并向病患家属和社会大众道歉。台大医院积极配合，在3天内提供完整报告；对接受移植的患者从当日起开始实行艾滋药物治疗。进行鸡尾酒疗法，并且尽量拉长了用药时间。另外， 6名医师因直接接触到移植者的器官、体液和血液，感染风险高，将进行预防性投药一个月。

    结果：接受移植的患者六个月后未发现感染，病患家属满意，此事并未对台大医院有过大的负面影响。

　 【消极案例】

    某著名眼科医院因为病历错乱，眼科近视手术张冠李戴的情形引发严重的医疗纠纷，引发媒体大肆宣传。多年建立起来的声誉，因为这个事件处理迟缓，让媒体报导宣传接二连三，使得医院声誉受到重创，甚至连带影响消费者对雷射近视的疑虑，整体伤害很大。

    【分析】医患纠纷出现后，好的处理方式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错误的消极应对则将事件扩大化沦入恶性循环。我们总结一下台湾地区医患纠纷处理的主要特点.

    根据实地调研和文献查阅,台湾地区主要在医疗机构在医患纠纷接待和处理上存在以下特点：

    第一，医院层面第三方接待。一般来说，医院方面在承担医患纠纷接待的主要部门为社会工作组或 患者服务中心。这些部门主要由行政人员组成，荣总医院主要由退役军官等构成，台大等部分医院还 有法律顾问参与。但总的来说，接待人员都不是医疗人员，也并非完全袒护当事医护人员。由于其没有 医学背景，也不属于当事科室，很多也是较为年长的社会人士，因此较容易取得当事患者或家属信任。 社会工作组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当事科室负责人与患者或家属进行当面沟通，并就医疗问题进行商谈。 如果双方对医疗事件认识差距不大的情况下，这样的沟通往往就可以第一时间化解矛盾。如果当面 沟通不足以解决矛盾，社工组则可提请医疗纠纷或医疗不良事件委员会进行专家讨论，这样的讨论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 因为讨论时专家认为存在医疗缺陷，则这是今后医护人员个人承担补偿金额的基础。另外讨论意见也是今后与患者进行沟通和商讨补偿的的前提。

    第二，沟通补偿为主，法律裁决为次。医院在经过委员会讨论后认为存在较大医疗缺陷时，首选的解决途径是与患者或其搭理人商谈补偿方案。这与台湾地区法律体系存在一定的关系。 根据台湾地区民法规定，一旦裁定为医疗事故，则可提出人身赔偿或刑事判决要求。医师作为国家公务人员其所承担的医疗风险远甚于其他行业。一方面人身赔偿的金额往往根据事发时患者年龄与退休年龄比较后测算，具体数额巨大，法律诉讼事件长，花费多，很多医师没有这么多精力去处理；另一方面台湾地区民情文化注重对公务人员的监督与管理，医护人员作为公务人员，收到更多的民众与舆论监督，因此一旦出现医疗纠纷，其个人压力也远大于普通行业。

    综上所述，商谈补偿是较为合理的途径。但在医患双方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法院诉讼也是必须要进行的程序。

    第三，医疗风险户主基金为主，辅以医疗保险。由于医护人员个人无法承担所有的补偿金额，且很多学科本来就具有高风险，因此，台湾地区很多医院就拿出一部分资金组件医疗风险基金。主要形式包括两种：意思风险互助基金。医护人员从每月新税种拿出少量费用，构成互助基金，由基金来支付补偿。以台中荣总医院为例，其为每位医师每月拿出500元新台币作为互助基金，护士和技术人员为没人每月150元新台币。每位医护人员补偿金额为每年每人100万新台币，超过部分或第二次补偿均由自己承担。另外互助基金支出部分根据医院委员会讨论结果来认定个人支出部分。这种方式在公立医院较为普遍。 二是医院风险支持计划。由医院拿出一分部盈余建立风险保证金，来支付补偿部分。以林口长庚医院为例，医院每年拿出3000万新台币作为风险保证金。该部分费用由各学科共同承担，每个科室根据上一年度医疗纠纷发生情况，预支保证金。发生纠纷补偿后，医院以保证金支付，下一年度预支金额根据本年度支付情况来裁定。医院的风险支持计划的实质就是讲医患纠纷纳入到科室和个人的绩效考核中。长庚医院规定，如果当年度的保证金没有用完，可提取部分奖励科室主治医师和骨干护士，并对当年收到表扬较多的可是予以公开表彰。 为医师上医疗风险保险在台湾地区较为普遍。在很多情况下，这类保险是对以上两种补偿支付方式的补充。对于心脏外科、神经内科等风险较大的学科，医师可通过医师工会或委托代理人购买一定数额的医疗风险保险，有些医院也可代为购买并作为员工福利的一部分。风险保险对于较大金额的补偿是一种有效的补充，但其需要通过法院裁决后方予以补偿，因此实际上保险公司支付给医院的机会并不多。各医院仍是以互助基金或风险支持计划为补偿主要手段。

    第四，明确的责任风险负责机制。台湾地区各医院均把医疗纠纷数量和补偿金额作为学科和个人考核的关键性指标。例如台中荣民总医院，将医患纠纷原因分析与品质圈建设相结合，在把临床路径作为品质圈建设基本内容的同事，也将非技术性的医患纠纷列为可避免的医疗不良事件，纳入学科品质管理的关键指标。在发生此类医院纠纷时，相关科室负责人不仅需向医患纠纷处理委员会进行详尽说明，同事还会进行全院公示。医疗纠纷委员会是全院48个委员会中对学科投入与发展规划最具有影响力的三大部门之一。长庚医院将责任风险追究机制纳入医院基本管理体系中，直接与科室主任的任命挂钩。其每季度进行医患纠纷责任认定，并以告诫形式向科室主任说明。如无改善或出现屡犯，则在每年的10月就开始物色新的主任人选，年底进行科主任更替。

    第五，个人追责与落实整改并重。各医院都制订了医患纠纷的个人追责制度。如前所述，台中荣总对医患纠纷的补偿金额支付情况有严格的认定要求和自负部分界定。这一方面是减轻远方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很好的警示训诫作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台中荣总的医患纠纷委员会更为注重对累犯和责任事故的认定和追责。根据医院医患纠纷处理制度规定，一年之内同一医护人员发生2起医患纠纷，经委员会认定负主要责任时，薪资水平将降等；发生3起，则将调离岗位，进行强制性无薪休假。医院还会将相关情况上报卫生署或地方医学委员会，对当事人的行医资格进行审查。因此台湾地区医院对医患纠纷的落实力度相当之大。 针对台湾地区医患纠纷处理经验，大陆地区的各大医院应该建立合理有效的医患沟通机制。建立医疗风险互助基金。根据各科室的风险系数，设定较为合理的互助基金金额，作为纠纷补偿的来源之一，完善现行的责任追究机制。将医疗纠纷发生率和补偿金额纳入科主任和医护人员的日常考核。加强对纠纷处理部门的考核和司法联动。同时，对于案件处理的时间节点和工作效率，建议也可列入相关职能部门的考核内容，以加强接待人员的责任心。 医疗纠纷和医疗不良事件不可避免，但可尽量减少其发生几率，这则取决于职能部门与临床一线医护人员通力配合，尽心尽力，防患于未然，知可为和不可为。一旦发生后，职能部门与当事人、当事学科应无间合作，诚信相待，据理力争。在这样的过程中，适当的考核和严格的追责是必不可少的措施，也是保证医疗质量稳定提升的前提。

    对我国的启示

    改善医患之间交流与沟通。当前中国医患双方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特别是患者对医生的行为不了解、不理解的程度更甚，大多数是由此导致的。这就要求建立畅通的医患沟通渠道，改善医患之间的相互交流与了解，特别是切实保障患者知情权，让患者尽可能参与治疗方案的选择和决策，而不只是流于形式地让患者签字同意，避免和减少治疗后的纷争。

    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随着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损害赔偿范围的扩大与赔偿标准的提高，医疗机构的赔偿风险和压力将进一步加剧。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可以实现政府、医疗机构、患者和第三方机构共同分担医疗风险，削弱医患双方因为医疗差错和医疗事故的损害性后果而产生对立冲突。为此，医疗机构应该参加医疗执业责任保险，当出现医疗事故或发生医疗纠纷需赔偿时，由保险机构介入进行调查，可以使其执业风险大大降低，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发展。

    探索医患纠纷非诉解决方式。面对不断增多的医患纠纷，可以借鉴国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经验，创建中国特色的非诉纠纷解决方式。例如，利用人民调解制度经验，设立专门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引入律师、医师以及退休的司法人员等专业人士，弥补患者医疗信息不对称、法律常识不足的缺陷，促进医患纠纷向理性化、法制化解决的方向发展。又如，可以比照劳动仲裁委员会的模式，建立由医学专家、法学专家、律师、社会工作者等组成的医患纠纷仲裁委员会，适用调解优先的医患纠纷仲裁程序对医患纠纷进行中立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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